“往来千载一悲鸿：徐悲鸿诞辰一百三十周年纪念展”以73件代表作品和大量文献的互文叙事，深度解码徐悲鸿“艺术救国”理念与“写实主义”方法论的时代生成机制。展览希望通过对徐悲鸿创作、人生经历与艺术思想的立体展示，还原徐悲鸿在美术教育、艺术运动与文化外交等多重领域的实践轨迹，借“悲鸿之笔”探讨和回应当代社会的文化与精神话题。

 

此次展览在广东美术馆新馆展出，既是对徐悲鸿艺术遗产的世纪性重估，亦是对“粤港澳大湾区”文化战略的学术呼应。在展览期间，广东美术馆将面向社会公众推出由专家学者主讲的讲座和分享活动，为公众了解徐悲鸿及其创作、时代，提供学术的视野。

 

此次讲座为“往来千载一悲鸿”专题学术讲座系列的第一期。本次讲座将通过梳理徐悲鸿的留学经历以及家学渊源，揭示徐悲鸿艺术内在的中西文化根源，帮助观众更好地理解他的创作与艺术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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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5年4月12日（周六）下午2:30—4:30

地点：广东美术馆新馆 学术报告厅（广州市荔湾区白鹅潭南路19号）

主讲：唐培勇（徐悲鸿纪念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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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配合“往来千载一悲鸿：徐悲鸿诞辰一百三十周年纪念展”的展出，帮助公众更好地了解徐悲鸿及其所处时代，提升学术视野，广东美术馆策划推出系列讲座和分享活动。近日，徐悲鸿纪念馆研究员唐培勇在广东美术馆新馆学术报告厅，以“徐悲鸿艺术的中西文化根源”为主题，分享徐悲鸿的家学渊源与留学所得，揭示徐悲鸿艺术内在的中西文化根源，为观众带来一场兼顾专业美术研究与公众美学科普双角度的精彩讲座。

 

 

在徐悲鸿的绘画技艺中，以画马最为出名，唐培勇便以徐悲鸿画马开始，展开了对徐悲鸿一生艺术特点的探讨。徐悲鸿出生在一个美术世家，其父徐达章是一位有名的民间画师。唐培勇在徐达章留下的众多画作中，找到了为数不多的关于动物画的部分。徐悲鸿最早的绘画启蒙源自其父，因此徐父笔下的马，可以想见应是徐悲鸿最早接触到的对马的描绘。

 

 

徐悲鸿后来去到欧洲留学，在中国传统画马技巧的基础上，学到了关于马的解剖，大大加强了对马的各种细节的把握。唐培勇展示了一封徐悲鸿在北平艺术专科学校任职期间写给长沙小学生刘勃舒的珍贵信件，信中对马的许多最关键部位的画法，进行了详细的讲解，由此可见徐悲鸿经过多年的积累与学习，已经形成了一套中西合璧的画马技法。他的这封信件，至今仍是国内画家提高画马水平时，不可或缺的必读教材之一。

 

 

 

唐培勇以徐悲鸿在其欧洲留学之前的1919年所画的《三马图》为例，指出此画既有中国古法风格，又有对西方绘画技术的汲取和尝试，可见此时的徐悲鸿，有着向西方学习的迫切心态；反观当他留学归来，西方技法已有大成，所画之马却越发彰显水墨画特色，形成了融入角度透视、并能准确把握马的生理结构的中国画?？杉耸钡男毂?，已有一颗急切回归国术之心。这种转变与选择，或许就来源于其家学传承为其塑造的美术初心。

 

 

关于动物画，徐悲鸿最喜欢画马，其次就是狮子。徐悲鸿从小就喜欢画狮子，但并没有机会见到狮子。徐父也画狮子，但他也没见过真的狮子，他画的狮子则可能源自与舞狮的形象，因此舞狮很有可能也是徐悲鸿在前去欧洲学习之前，对狮子的主要认知来源。当徐悲鸿去到欧洲，曾经长时间在德国柏林动物园对狮子进行观察与写生。

 

 

狮子这一物种的形象与概念，很早便随着佛教传入中国，但真实的狮子其实十分罕见，因此狮子作为一种想象的形象，在中国流传了上千年。徐悲鸿在欧洲面对着真实狮子写生时，所展现出的对画狮的痴迷，正是由于中国传统美术环境中这段特殊的历史所造成的。

 

 

在人物画方面，唐培勇认为，中国的人物画，到了清代末期已经十分低迷。徐父是当时难得的较为精通人物画的画家，所以在他的指导下，徐悲鸿对人物画的关注较多，这对后来他进行大量人物绘画有很大的影响。徐悲鸿在1912年，就曾因为人物白描《时迁偷鸡》，获得了《时事新报》二等奖。在留学前，徐悲鸿就得到了康有为“写生入神”的高度评价。

 

 

欧洲留学归来后，徐悲鸿更是把透视、解剖、光影、构图等技巧，运用到了人物画上。唐培勇以徐悲鸿的油画版的《愚公移山》为例，通过画中一个人物的膝盖，向大家展示了徐悲鸿在人物画上所运用到的深刻的解剖结构和极为细腻的光影技巧。

 

 

唐培勇又提到，色彩技巧也是徐悲鸿在欧洲所学并成功运用的技巧之一，例如他的《桂林风景》，就有着明显的印象派色彩特点，使得这幅具有中国传统青绿山水特色的风景画更为生动。

 

 

由此可见，徐悲鸿并不是因为学会了西方的绘画技法，就单纯地尝试将这些技巧运用在中国画上。他对中国传统画的回归，正是受到了其家学传承所代表的中国传统美术的浸染，所导致的必然结果。“中西融萃”四字，是唐培勇对徐悲鸿绘画特点的精准概括。

 

 

 

 

徐悲鸿不仅是中国近代的著名画家，还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关于徐悲鸿如此关心中国美术教育的原因，唐培勇指出，这与他自己所接受到的教育经历息息相关。首先，成长于中国传统艺术世家的徐悲鸿，书法与篆刻也是他所接受过的基本训练。徐悲鸿在上海认识了康有为后，康有为作为书法方面的佼佼者，对徐悲鸿进行过指导，最终其形成了其书法碑帖结合的书风。

 

 

因此以诗书画印为核心的中国传统美术理念，在徐悲鸿的认知世界中，是根深蒂固的。所以当徐悲鸿在欧洲接受了西方美术教育的训练后，两者的差异使他不得不去思考中国美术教育近代化这一宏大命题，这为他后来身体力行去推动中国美术教育的改革埋下了伏笔。

 

 

此外，唐培勇认为，在对徐悲鸿的教育上，尽管徐父以绘画闻名，但还是坚持以先读经书，再练书法，最后才是学画画的教育路径。这体现了徐父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知识人对待各门学问的态度，也让徐悲鸿在知识结构上，夯实了中国传统文化根基。

 

 

唐培勇指出，上述情况非常明显地反映在了徐悲鸿的绘画取材上。例如，徐悲鸿在留学回国后进行的第一幅大型人物画《田横五百士》，以及著名的《九方皋》等，这些画作的题材都取自中国经书中的典故。

 

 

关于徐悲鸿对中国近代美术学校的重视，唐培勇提出了他的见解：徐父不仅自己教育徐悲鸿，还曾经一度收徒授课，成立了一所名为“澹我斋”的私塾。这种言传身教，让徐悲鸿从小就明白了办学校的重要意义，使其在艺术上有所成就之后，就立马把关注点放到了中国近代美术学校的建设上。

 

 

综上所述，正是由于有着家学传承与海外留学两种截然不同的教育的经历，徐悲鸿认识到，中国美术教育的近代化，才是整个中国美术体系近代化的关键所在，更能明白中国美术教育应该改变些什么，又应该保留什么，这最终成就了徐悲鸿在中国现代美术教育改革上的伟大事业。

 

唐培勇通过对徐悲鸿文化根源的讲解，让观众看到了一个极具时代特征的美术史个案。在西方的美术教育体系还没有建立的时代，徐悲鸿对美术的接触，自然是中国传统范式的，绘画、书法、篆刻、诗文经典，都是必不可少的“童子功”；徐悲鸿同时又推动了中国近代美术教育体系的建立，从此中国学生所接受到的美术训练，便是以素描、色彩理论、构图理论等为特色的近代式教育，不再仅仅是传统美术教育。这种时代的变迁，造就了徐悲鸿在中国美术史上不可替代的地位。他独特人生经历所造就的艺术风格与教育成就，成为了那个时代一抹美丽的缩影。